电商设计师
文︱王斌
“不管我是活着,还是死了,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”
时隔几十年之后,我依然还能记起在艾捷尔·莉莲·伏尼契的小说《牛虻》中亚瑟说过的这句话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亚瑟身在狱中写给琼玛的绝笔信中的一句——是绝笔信吗?我忘了,真的记不得了,我只是记得,当我在小说中读到这句话时,竟被它深深地触动了,并流下了感动的热泪。
我们这代人——凡爱读书的人,皆以读书为荣、为乐,一个人,若饱读诗书(这个诗书并不指向中国古代经典,而说的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),是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与景仰的。在当时,有几本小说是脍炙人口的——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卓娅与舒拉》《九三年》和《牛虻》,我想,但凡那一代知识青年,你只要问他读过这四本小说吗,他们可能会自豪地回答:“哦,我读过。”
我读这些书时,还是一名共和国军人,记得在当时,我因所在部队里一次人际关系上的“受挫”而备感失望,主动要求从机关下放到了狂风呼号的一座孤岛——小帽山上,那里驻扎着我们一支小分队,统共才十八个人。我们戏称自己为“十八棵土人参”——以此对应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的“十八棵青松”。
入驻小帽山半年后,我的脚趾没缘由地发生了溃烂,举步维艰,上级领导闻讯后立即要求小分队领导安排我下山住院,于是我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。在那家医院里,我认识了一拨在海军服役的干部子弟。
上传产品《牛虻》1980版电影海报
我至今还记得我结识他们中的第一个人的情景。那天,我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,百无聊赖,这时有个人走了过来,他也穿着一身病号服,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海军士兵的军服。他在我周围转了好几圈儿,用眼神乜斜着我,似在犹豫,终于,他向我走了过来。
“你是子弟?”他问。
我一怔,没反应过来,因为“子弟”这一称谓于我是陌生的,我还不知此一指称能够说明了什么。他看我一时愣在那儿了,笑了笑,嘴唇上的一绺小胡须调皮地跳动了几下。我心想,这人挺好玩儿的,心里便有点儿乐呵。
“干部子弟?”他又问。
这下我明白了,我点了点头。这时我才注意到,他操着一口标准好听的普通话,而且有些卷舌音。我心下明白了电商设计师,他一准儿是个北京兵。
我们聊了起来,他告诉我,这家医院还住着几个北京的干部子弟,可以带我认识一下。“我们子弟会有共同语言的。”他笑着说。
“你是怎么看出我是子弟的呢?”我好奇地问。
他转过脸,认真地看了我一眼,一脸严肃地说:“一看就知道,干部子弟有副与众不同的样子。”他说。
后来我们聊起了当兵的感受,还有对当时时局的看法。他忽然仰起了脸,面朝明媚的蓝天,嘴里喃喃自语:“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,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”
也就是在那时,他告诉我,这是一本名叫《牛虻》的小说中的一句名言。
“你没看过这本书吗?”他嘲笑般地问。
我摇了摇头,心里掠过一丝惭愧,还有些脸红,因为我看出他对我的失望。
“一般子弟都会看过这本书的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他叫张平。
《牛虻》1956版电影剧照
后来彼此聊深了,我才知晓,他居然在大帽山服役,与我所在的小帽山遥遥相望,中间仅是隔了一道深山峡谷。他是一名雷达兵,而我呢,是小帽山的侦听员,我们都属于技术侦察性质。于是我们聊得更欢了,有点儿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再后来,他又介绍了一位子弟与我认识。那人五短身材,身上的衣服永远是脏兮兮皱巴巴的,还长了一副流氓相,一见了女兵电商设计师,眼睛就放光。他也是来自北京的子弟。他的手肘被一条宽宽的绷带包扎着,且弯曲着吊在胸前。熟了之后,我才知道,此兄入院是因为有一天晚上轮班站夜岗,站了一会儿,困了,想趁着四下没人,蒙上一觉,于是就近找了一块大岩石躲后面,眯瞪着睡着了,一只手下意识地蒙在了枪口上,另一只手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扳机。睡得鼾声大作后,他一不留神,让搭在扳机边上的手指出溜到了扳机上……
一声枪响,把他自个儿给惊醒了,还以为有了敌情,吓得直哆嗦,抄起枪,扯开嗓子龇牙咧嘴一通嘶喊。战友们被吵醒了,还以为大事不好,急匆匆地从军营冲了出来,衣服都没穿利索,一个个手里还没忘抄起枪,都以为敌军来偷袭了呢。
结果呢,除了黑灯瞎火,啥也没见着。就在这时,人群中有人仍在那儿跳着脚狂呼乱叫。这又把大家吓了一跳,紧急卧倒,持枪向外。可半天也没见动静,只有狂呼乱叫的那个人依然挺身站着,还跳着脚,美工兼职哎哟哎哟地嚷嚷。直到这时,战友们才在月光朗照下看见此兄的一只手鲜血淋漓,血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。大家心里又开始犯了迷惑:是不是还是出状况了?否则这人怎么可能流血呢?
一直到最后,大家才终于搞清楚了。原来是虚惊一场,这哥们儿睡迷糊了,一不留神把自个儿的掌心给一枪击穿了。
一聊起此事,张平总是嬉皮笑脸地嘲弄这个人,此兄则大嘴一咧,极为不屑地对我们说:“那只是一传说,告诉你们实话吧,老子其实就是当兵当腻了,想跑医院一趟,然后打道回府,哥们儿我不想再当兵了,所以有意给自己制造了一起事故。”他说得信誓旦旦,但我们谁都不信,知道他在吹牛皮。
后来张平说:“你把自己藏的那本《牛虻》给咱这哥们儿瞧瞧,别弄得像一宝贝儿似的不让人看。”
就这样,我终于看到了那本著名小说《牛虻》。
《牛虻》图书,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年出版
我看得如饥似渴,有几次甚至连饭都忘了打。快读到尾声时,有一天傍晚,张平与那一位(真名叫郑志国)来找我,让我和他们一块儿出去玩儿。我摆了摆手说:“各位,都快到吃饭的点了,还出去干吗?”张平诡异地笑笑,瞅了郑志国一眼。郑志国用他的那只好胳膊,将我一把拽下床来,大声说:“你丫的就是一傻子,跟我们走,还能没你的饭吃?医院那点儿猪食是人吃的吗?走!”
结果,我们跑到了一个丛林密布的小山丘上,张平从军裤里掏出了两瓶玫瑰色的酒(我还记得酒瓶上标注的度数为60度),郑志国则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了两个铁皮罐头—— 一个是那个年代最牛的凤尾鱼罐头,一个是香喷喷的牛肉罐头(奇怪,我这个一向味蕾欠奉之人,一想起那两个罐头的味道,竟然又感觉嘴馋了)。我大喜过望,肠胃立马开始辘辘蠕动,亦有了强烈的饥饿感。
那个夜晚我喝醉了,酒后头疼欲裂,奇怪的是,醉意是在半夜开始发作的,难受得我都不想活了。也是从那以后,我发誓再不贪酒。这一诺言,我终于在我以后的人生中兑现了。此为后话,暂且按下不表。
我们一边喝酒,一边聊着《牛虻》。张平说,他就想当牛虻那样的男人,隐忍而坚强;郑志国则不以为然。他说:“牛虻就是一大傻?菖,你不爱着琼玛吗?把她办了不就齐了,干吗非弄得那么拧巴?真没意思,装蒜呢!”
而我则有另外一种看法。在那时,别看我平时装出一副凡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,但骨子里,却隐藏着一股别人难以察觉的羞涩,尤其当大家谈起女人和爱情时。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地聊着,我听着挺不好意思的,脸上发着烧,但好在有烈酒掩护了我:我这人沾点儿酒就脸红。
但微醺的他们,仍在催促我说说读后感。我略微思索了一下,问了他们一个问题。我说:“我没太懂亚瑟(即牛虻的真名)的那所谓的爱情,你们说,他真爱琼玛吗?”
“废话!”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,然后纳闷儿地看向我。
“那我就不懂啦,”我说:“既然他那么爱琼玛,而且坚定不移,为什么身边还睡着一个妓女呢?真正的爱情能允许这种行为存在吗?”
哦?他们两个人有些茫然了,一时答不上来,只是互相看着。
我又说:“这个问题始终让我困惑不解,所以我读着读着,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,但还是没有答案。”
“有什么好想的,他就是一傻?菖,把琼玛睡了不就得了!还瞎他妈睡一个他不爱的女人,还是一妓女。”郑志国醉醺醺地说。
但张平沉默了,显然,他也在思索我提出的这个问题。
“而且,”我说:“牛虻每次见了琼玛都不告诉她他是谁,其实牛虻就是亚瑟,他明明知道琼玛是那么地爱他,从没有过一刻的忘怀,十几年来都在痴情地等待着他的归来,虽然她也曾以为他死了;可是他呢?反而对琼玛表现得极端冷酷,这个我也不明白。”
“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意志,爱情在革命者面前算什么!”张平激动地说。说出这句话时,他赤红的脸膛上亦有了一副坚毅的表情。
我很想告诉他,在我看来,牛虻做得太过分了,不近人情。他其实深爱琼玛,爱得那么痛苦,甚至几次欲言又止。他就这么折磨着自己,也折磨着坚贞不渝爱着他的琼玛。我真是不懂!但我没敢说出来,我怕他们会数落我为小资产阶级思想。在那个年代,一旦被人说成有这种思想几近耻辱。
在我以后的人生中,我始终带着这个疑问行走在属于我的历史中,岁月在静默的无言中流逝着,而我,一直在心中存留着关于亚瑟与琼玛之间的那种特殊的爱情,这种爱情让我困惑,亦让我为之深深感动。与此同时,我还牢牢记住了亚瑟(牛虻)在走向绞刑架前写给琼玛的那份绝命书:
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了,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
作者简介:
王斌,著名作家、文艺批评家、影视文学编剧。出生于福州,祖籍山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事文学批评电商设计师,九十年代进入电影界做过文学策划与编剧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六六年》《遇》《香气》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》《吟游诗人咖啡馆》等。策划电影有《活着》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《有话好好说》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《千里走单骑》《幸福时光》《漂亮妈妈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《赵先生》等;编剧电影有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《霍元甲》《青春爱人事件》与《美人依旧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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